5月17日上午10点,518国际博物馆日长沙主会场活动在长沙博物馆大厅举行。活动中,长沙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公开展示了三封左宗棠写给女婿陶桄的家书,并邀请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左宗棠后裔梁小进先生对家书的历史背景、内容和价值进行解读。

这三封书信,由清代经世派代表人物陶文毅公的六世外孙女郑逢漓女士,于2023年12月19日捐赠给长沙博物馆。郑女士介绍:“我母親陶希健是清文毅公五世孫女,母親应该在陶家财产分配时得到左文襄公的信件。父親是福建永春人,馬來西亞華僑。父母兩人因抗日戰爭結緣於桂林,當年他们均任職於漢民中學。三封家書由於一份堅持,對先人的敬重,也伴隨著父母親的人生經歷,從長沙—桂林—新加坡—印尼—廣州三元里華僑接待站—福建武夷山華僑農場學校,很多東西遺失了,但這三封信還是保存下來。”由于年代久远,信件经历了许多年月的风雨,已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,希望借助博物馆的专业力量,使书信得到安全有效的保管和保护;同时也希望通过博物馆的研究和宣传,让左公的思想得到发扬光大。

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整理,书信内容已经释读校对完毕。

三封书信都是左宗棠写给女婿陶桄(字少云)的,《左文襄公全集》中收集的书信有上千封,但是给陶桄的不到十封,这三封未收录其中,十分珍贵。

清左宗棠致陶桄(字少云)关于劝家中子弟读书治学及河西追捕盗贼的家书

上面这封信年代未考证,但写信时间应该较早,应在咸丰年间。左宗棠提醒女婿要分清主次、不要沉迷于玩乐而荒废学业和志向,表达了对女婿玩弄洋琴盒子的担忧。同时叮嘱家人低调行事,反对铺张,切勿浪费,“家居光景,总宜收敛,勿事铺张,徒然诲盗也。”体现了他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培养子女品行端正、行为得体的理念。

清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致陶桄(字少云)关于玉关军情与孝威赴陇上探望的家书

清同治十二年左宗棠致陶桄(字少云)关于孝威病逝仍出师关外忧虑日甚的家书

上面两封书信经过考证,分别写于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和同治十二年(1873年)。彼时左宗棠正在主持西北(今天的陕、甘、宁、青四个省)军务,基本快要结束了,清廷开始着手收复新疆的准备,左公在信中就有他对西北陕、甘军务结束以后,下一步的安排。然而他也提到“公私俱极拂逆”,即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都很不顺,一方面从同治九年到同治十二年,家中三位亲人相继去世,对左公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;另一方面在新疆事务上,朝廷所用非人,他一边在西北“俵赈给种,兼发牲畜”恢复民生,一边做好准备承担收复新疆的重任。果然两年以后,朝廷爆发了海防和塞防之争,左宗棠向朝廷全力阐述了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和治理新疆的可能性。他认为新疆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。把收复新疆,建设新疆,保卫新疆作为自己的使命承担起来。

通过三封家书,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梁启超笔下的“五百年来第一伟人”的家国情怀,在危难之时正如林则徐所言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纸短情长,三封书信却为左宗棠“汉业唐规西陲永固:秦川陇道塞柳长青”的一生作出了真切的诠注。“鳏将筹边闻丧子,终引春风度玉关”的大义是每个长沙人血脉里的湖湘精神,“血肉落地铺梁道,三千柳树撑庇冠”的坚毅是长沙这片热土上的豪情。